让教育自由呼吸

——北京十一学校教改系列报道（下）

　　在今年北京十一学校召开的教育年会上，一位旁听的外校老师向作完主题发言的潘国双提问：“你觉得十一学校与你之前所在的单位相比，有何不同？”潘国双曾在北京一所高校任教6年，2009年从北师大数学系博士毕业后来到这所中学。他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说：“我不喜欢太多人管我，也不喜欢被规章制度限制，限制越多，就越不想干事。”但这位年轻博士每天都马不停蹄，有时累得“像刚生完孩子的产妇”，却依然乐此不疲。

　　36岁的潘国双在课程研究院领衔课程“数学V”的开发。2012年10月，校方还为他成立了“潘国双高端数学研究室”，让他和学校里最有数学天赋的孩子待在一起。当时他教的是高二，根据正常的安排，去年他应该跟上教高三。但为了潜心课程开发，他提出不跟高三，也如愿以偿。

　　建设“家”一样的学校，是去年与来自上海的同行交流时，十一学校工会主席马玉琴的报告题目，而这也契合潘国双对十一学校的感觉：自由自在。

　　让人感到自由而非被控制

　　十一学校的老师累，有目共睹。该校从去年开始实行小班化教学，每个教学班最多不超过24人，这使得老师教的班级增多，工作量翻倍。按高二学部主任王春易的说法，一位老师大致要承担这些工作：课程的开发和课程的实施，落实个别化教学，兼顾教育的责任，在各种分布式领导中负责某项工作。

　　上海迎园中学校长祝郁在十一学校学习期间，好奇地问授课的老师如何克服职业倦怠，“但他们说根本没有这个概念”。

　　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刘伟发现，如果与十一学校的同事谈论房子、车子或者去哪里旅游等话题，“很难引起大家的兴趣”，“他们的兴趣点都在学生，都是教育”。

　　在职业倦怠感突出存在的基础教育界，这群中学老师的精神状态确实令人惊讶。

　　一群外地教师在一个周末参观十一学校时，在教室里遇到不少伏案工作的老师，当他们得知这些人是自愿前来，而且没有加班费时，有人嘀咕：“那他们干嘛来呢？”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，那就是十一学校老师常说的，“我们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情。”

　　在经历“课堂成长年”、“课程成长年”之后，十一学校的老师今年迎来了“反思年”。“要静下心来，找到真正的问题”。校长说，接下来的3年，选课走班下的小班化课堂教学是重大的挑战，“只有应对好，学校才会安全，才能始终保持优质教育的状态”。

　　十一学校的改革不搞一刀切的模式，但强调共同的价值追求。发动老师研究制定《北京市十一学校行动纲要》，是李希贵出任校长后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。“弄清楚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，提倡什么，主张什么，反对什么，这是任何变革的一个基础。”他说，在课程改革之前进行学校行动纲要的研究，“更重要的，是我们要把学校文化‘股份制’，让价值追求成为每一个人的事，而不是校长的事。”

　　从2007年的暑期工作会开始，共有475人次参与了三轮次的大讨论，校方收到各类意见和建议684条。于振丽老师说，从教数十年来从没有这样与同事们酣畅淋漓地争论过。从那以后，这样的争论成了他们工作中的一部分，一名外校来的挂职干部因此惊讶于他们之间的坦诚，“甚至担心他们会打起来”。

　　“这个争论的过程让行动纲要成了大家共同的作品。”魏勇说，在激烈的交锋中，一些老师固有的想法开始动摇。2009年11月，学校召开教代会对行动纲要的试行进行表决，以97.4%的赞成率获得通过。其中对教师职业的定位，成为引用率颇高的“名言”：教师从事的是世间最复杂的脑力劳动，在学生今日之爱戴与未来之追忆中，寻找富有乐趣的教育人生。

　　十一学校认为，优秀的领导者能让人感到自由而不是感到被控制。为此，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行政的力量，这里的老师不会被要求写教案，学校也不检查他们的考勤、课堂教学及批改作业的情况，想怎么上课都行，只要有利于学生。而且，只要是学生喜欢的老师，学校就可以包容他的某些“缺点”。

　　数学教师潘国双几乎不给学生留作业，因为他读中学时最烦老师这一点；语文老师黄娟开设的“立人·表达”选修课，追求“真实的表达”与“表达的真实”，上学期的“考试”，是同学们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剧——“洞穴之光”。

　　“我很难想象学校能给我们这么大的自由度。”贾祥雪老师说，“学校不要求一些琐碎的形式，解放了我们很多时间。”

　　鼓励先进，允许落后

　　伴随改革而生的一些新举措，对一些老师来说，以前闻所未闻。而这种颠覆式的改革没有引起教师内心普遍的恐慌，得益于学校倡导的一种改革文化：鼓励先进，允许落后。

　　“允许落后，我们就有一种被理解的心情，研究能力和上进心就会被激发。”语文教师闫存林说，“越压制，反而越不愿改变。”

　　孟邻老师过去4年都在高三学部，因为那些年高三尚未启动改革，她似乎置身于这场改革之外。去年高考一结束，高三学部召开教师会议，她以为是庆功会，没想到是培训，主题是“转变角色迎接挑战”。会上不断被提及的一些名词：分布式领导、教育顾问、咨询师、过程性评价、自主管理学院等，让她感觉“真是一头雾水，非常茫然，想象不出这些工作该怎么做”。

　　在高一学部工作半年后，孟老师在教育年会上分享自己的转变时说：“不知道我是不是最后一个进入课改的老师，大家都已经跟课改结了婚，而我才开始谈恋爱。”

　　“允许落后应该成为组织推进变革的重要策略。”李希贵说，在我们身边，确有一些需要很长时间才可以接受某些新生事物的同事，“要允许没有赶上的同事在后面，给他们一个旁观、思考、彷徨的过程，否则他们就会焦虑。”

　　孟邻老师经历了“谈恋爱时的激情、苦涩和甜蜜后”，认识到“这场改革是回归教育的本质，是要减少教师对学生的控制，让学生自由选择，学会选择”。她说，只有内心认可，才会真心实践，因此她必须振作精神，而不是怨天尤人。

　　语文和英语学科也没有参加最初进行的分层、分类、综合的课程设计，“因为当时这些课程的老师还没有完全想清楚，经过一年的思考、彷徨，特别是在其他学科的影响和感召下，语文和英语在第二年才进入”。

　　十一学校推动变革的另一策略是“鼓励先进”，让他们传递变革的希望与力量，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他同事。譬如创立“王春易教学方式变革研究室”、“方习鹏教学评价研究室”、“周志英探究教学研究室”、“贺千红过程评价工作坊”、“侯敏华学生咨询工作坊”等等。学校还会创造各种机会让这些“先行者”在各种大小场合现身说法，把他们的照片与主要事迹贴在学校主道旁的宣传栏里。

　　破除组织结构的障碍

　　20年前开始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》第十七条规定：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逐步实行教师聘任制。十一学校落实了这一条，因而催生了一句话：“聘任是最好的评价”。该校实行的是学部（年级）与教师之间的双向聘任制，每年一次。

　　学校把教师的聘任权放在了学部，校长只有确定学部主任的权力，接下来，就是主任与老师双向选择的过程。高三学部主任于振丽不希望自己的权力过大，她只选备课组长，请组长再去组建各自的小团队。一般来说，高三学部优先选择，但有条条框框限制它不能为所欲为把最好的老师“一网打尽”，而必须搭配各种层级的老师。老师们的职级分为8档，从“基础一”到“学科带头人一”，与工资待遇挂钩，特级教师不一定能拿到最高的待遇。

　　“这种双向选择的过程很刺激。”副校长田俊说，口碑好的老师会被学部主任争抢，碌碌无为者则会遭到冷遇。全校300多名教师中每年都有几位落聘，他们或者离开学校，或者转岗至非教学岗位，或者在学校的交流中心学习，等待机会。

　　如果学部主任给众人的印象是“不好共事”，或者“没水平”，到第二年双向聘任时，他可能会因聘不到足够的教师而下台。

　　以年级为单位的“学部”，在十一学校的改革中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，集教育、教学、科研、管理于一身，终于扬眉吐气。

　　从2007年开始，该校用了约三年时间，把10多个中层部门压缩至4个，他们不再行使管理权，只作为职能部门与年级以协商的方式进行合作。让企业界受益匪浅的“扁平化”组织结构在这所中学扎根。

　　“谁都不会否认以学生为本，以教学为中心，但真正让这样的追求落地，并非易事，原因就是组织结构存在严重障碍。”李希贵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，在一般的学校里，普通师生与校长之间隔着四五个层级，“这样的结构会生出诸多繁文缛节，真的能够以学生为本实在只能靠碰运气。”

　　几年前，当刘笑还是学校的年级主任时，教导处是她的上级，“我们按照它的各种指令行事，不用动多大脑筋。年级的自我设计与管理，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”。现在，她转身成了教导处主任，却已经没有了前任的那种权力，属于她的关键词是“服务、规划、协调”。有老师开玩笑说：见到教导处的不害怕了。

　　但从理念到行动，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。不少教导处的职员依然怀念在办公室发号施令的工作方式。“服务？那岂不是比学部低一等，伺候别人？”他们这样说时，刘笑只好领着他们重新认识“服务”：不是伺候人，而是要给教育教学一线以有力的支持，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，归根结底“是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服务”。

　　但刘笑也没想到，连装黑板那种原本属于总务处的活儿也落到了他们头上。刘笑找到校长说：“实在忙不过来，装黑板这个活儿能不能让总务处干？”校长反问她：“只要跟一线的教育教学有关系的事情，你认为总务处和教导处谁更了解？”“这句话点醒了我。”刘笑说。她在2013年暑假心甘情愿地待在学校，与黑板为伍。

　　自从学科教室出现后，每间教室都在追求各自的特点，“需要个性化设计”。不过，当老师们绞尽脑汁布置学科教室时，并没有想到它们有一天会成为高考考场。教导处去年布置考场时，把几间教室墙壁上的东西都摘了下来，把书柜搬了出去，“老师们在一旁心疼得直跺脚”。学校只好暂停这项工作，向海淀区教委申请用大白纸盖住教室四周，教委派人来到学校，四处看了看后，终于点头。

　　今年，十一学校早早递交了报告，申请把考场挪到体育馆、篮球馆、羽毛球馆、报告厅等地，不再使用学科教室。刘笑说：“这样一来，布置考场的任务就变得更复杂了，但作为教师文化象征的学科教室不会再受牵连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如果刘笑不能保护好老师的学科教室，可能会影响到她的满意度测评。从1988年开始实行的对校长信任投票制度、对干部满意投票制度仍在进行。当前者的信任率低于51%时，他将主动提出辞职；后者的满意率低于70%，将不适合承担干部职能。2013年8月28日，教代会公布了有贾祥雪等6位监计票人签字认可的“校长信任票统计结果通报”：正式代表105人，信任103票，不信任1票，弃权1票，信任率为98.1%。

　　魏勇是老师们选举出来的教代会代表，他说，投票是无记名的，根本不知道是谁投的票。“从校长到各个部门，如果服务不好，我们就会给差评”。

　　2013年春季的某一天，一位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十一学校的毕业生，在人人网上发帖讲述母校在北大的招聘会情况，其中附有一张广告牌的照片，上面有一句口号：“来北京十一学校，和我们一起改变世界，以教育的方式。”高三学生耿艺佳在网上看到这句话后，心潮澎湃，“一整天都平静不下来”。她说：“一定要回十一学校来做老师。”

　　田俊老师去年带队赴北大招聘，更多的是向同学们描述了十一学校正在发生的事，告诉北大的毕业生“我们理想中的学校是什么样子”。他们希望通过描述一个共同的愿景，呼唤和吸引那些有着共同教育理想的人进入学校。（本报记者 李斌）